历史进入秦，汉之后，中国知识阶层发生了一个最基本的变化：那就是从战国的“无根”的“游士”开始转变为具有深厚的社会经济基础的“士大夫”阶层了。

这个巨大的社会变化特别表现在两个方面:

第一、是士和宗族有了紧密的结合，我们可以称之为“士族化”。

第二、是士和田产开始结下了不解之缘,我们可以称之为“地主化”或“恒产化”。

孟子说“无恒产而有恒心者，唯士能为”，这话只能适用于先秦的游士。汉代的士大夫，至少从汉武帝以后，则很少是没有“恒产”的。“士族化”与“恒产化”事实上是同一社会发展的两面，其作用都是使士在乡土生根。离不开乡土的士，必然不再是“游士”了。

就我们所能掌握的资料来看，战国时代的士几乎没有不游的。他们不但轻去其乡,甚至宗国的观念也极为淡薄。之所以是这样正因为他们缺少宗族和田产两重羁绊。苏秦的故事最能够说明这种情况。苏秦一开始外出游说一事无成而归，结果“妻不下纸，嫂不为炊，父母不与言”。等到后来苏秦成为“从约长，并相六国”之后，路过洛阳时家人对他就是另一番模样了“昆弟妻嫂，侧目不敢仰视”。苏秦因此叹曰:“此一人之身，富贵则亲威是惧之，贫贱则轻易之。况众人乎?且使我有洛阳负郭田二顷，吾岂能佩六国相印乎?”

这个故事告诉我们，苏秦不但与宗族关系疏远,而且他也没有田产，否则他就不会去游宦了。这个故事是否发上在严秦的身上，我们不敢说。但是战国的游士之中曾在人遭遇过类似的经验，大概是可以肯定的。因为下至汉初，游士孤立无援之情尚未大变。我们可以看看主父偃的证词:“臣结发游学四十余年，身不得遂。亲不以为子，昆弟不收,宾客弃我，我厄日久矣”。这难道不是苏秦的故事的重演吗?

荀悦论汉武帝建元二年，“公孙弘族郭解之事”说：“世有三游,德之贼也，一曰游侠，二曰游说，三曰游行。立气势，作威福，结私交以立强于世者，谓之游侠。饰辨词，设诈谋，以要时势者，谓之游说。色取人以合对好，连党类以树虚誉，以为权利谓之游行。此三游名，乱之斯由生焉。伤道客德，败法乱世,先王之所惧也。国有四民，各修其业。不由四民之业谓之奸民。奸民不生，王道乃成。凡此三游之作，生于季世，周、秦之末尤甚焉。”

荀悦生在“汉末党铜”盛行的时代，感叹“太学生清议”之事，引申开来才有了如此痛斥三游之论的说辞。仔细观察他“游说”、“游行"两项，前者大概指的是三晋辩士，后者则说的是百家异端,其实都是游士。

按:《战国策》：“王资巨万金而游，听之韩、魏。”高诱作注曰：“游行”、“游训”为行，这是游侠游士的原始意义。现在有荀论三游之论可见“游已不强调其背井离乡的原始意义，而特指那些不安本业的引申义。仅此一点，已可见秦、汉时期社会与战国社会区别之所在。

中国历史上后来虽仍有“游室”、“游学”、“游侠”等等名目,但“游”的基本性质已变,不再居于主导的地位。古代“封建”秩序崩坏之后，经过春秋、战国的转化阶段，一个“四民社会”的新秩序逐渐在大统政府之下建立起来了。典型的游士、游侠的时代便一去不复返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