电视剧《大秦帝国·裂变》中，卫鞅与孟子有过一段精彩论战。

孟子认为，治理天下要靠品德高尚的圣贤：

卫鞅从“人性恶”的角度对此进行了批驳：

从结果看，以卫鞅为代表的法家取得了胜利。为何法家会胜利呢？

空谈误国——对儒墨的批判

法家对于儒墨两家最大的不满，应该就是崇古空谈了。

从春秋到战国，天下大乱，大国扩充实力，兼并他国，以求一统天下；小国小心翼翼，力求自保，周旋于大国之间。为实现各自目标，诸国都是求贤若渴，各类学派应时而生，其中儒、墨皆为当时显学。

儒墨两家的主张，有其合理性，如儒家倡导仁政、圣贤治国，墨家提倡兼爱、非攻，但其崇古、返古的观点，却又显得不合时宜，对此，韩非子进行了批判：

孔子、墨子俱道尧、舜，而取舍不同，皆自谓真尧、舜，尧、舜不复生，将谁使定儒、墨之诚乎？殷、周七百余岁，虞、夏二千余岁，而不能定儒、墨之真；今乃欲审尧、舜之道于三千岁之前，意者其不可必乎！无参验而必之者，愚也；弗能必而据之者，诬也。故明据先王，必定尧、舜者，非愚则诬也。愚诬之学，杂反之行，明主弗受也。

韩非子认为，儒墨推崇的尧舜禹距当时有数千年之久，怎么能证明他们所说的是真的呢？对无法证明真伪的东西，却言之凿凿，是愚蠢的，是骗人的，真正的明君不会接受这样的理论。

电视剧中，也对这一思想进行了展示：

对于这一点，我颇有感触：多年前，参加过一次学术报告会，A学者研究的是尧舜思想，大谈特谈尧舜思想对于治国的益处，将那个时代描绘的非常美好；紧接着作报告的是考古学家B学者，他通过大量的考古发现，证明尧舜时代绝非A学者描绘的那般美好，相反很残酷，引起哄堂大笑。

看来，纯谈义理远不如证据确凿更能打动人！

不可靠的圣人——对圣人治国的批判

儒家向往尧舜禹时代，向往圣贤治国的“人治”：

有乱君，无乱国。有治人，无治法。

荀子像

但在当时人看来，这样的“人治”并非那么可靠：

田子读书，曰：“尧时太平。”宋子曰：“圣人之治，以致此乎？”彭蒙在侧，越次答曰：“圣法之治以至此，非圣人之治也。”宋子曰：“圣人与圣法何以异？”彭蒙曰：“子之乱名甚矣。圣人者，自己出也；圣法者，自理出也。理出于己，己非理也；己能出理，理非己也。故圣人之治，独治者也。圣法之治，则无不治矣。”

“人治”的弊端在于：人存政举，人亡政息。况且，也绝不会有无所不通、无所不能、生而知之的圣人，这更可能导致在治理国家中出现随意性。因此必须要立一定的规矩，人人按照规矩行事，可以有效降低不确定性带来的不良影响。

其实从某种程度上说，“新官不理旧账”也正是这种“人治”的反映。

综上，法家有其合理性、进步性，但有意思的是，这段论战被从电视中完全删除了，又是为何？或许，过于美化法家是很重要的原因。

愚民宜治——法家眼中的百姓

在法家眼中，百姓是愚昧的，如果凡事都要得民心，天下是无法治理好的：

民智之不可用，犹婴儿之心也......今上急耕田垦草以厚民产也，而以上为酷；修刑重罚以为禁邪也，而以上为严；征赋钱粟以实仓库，且以救饥馑、备军旅也，而以上为贪；境内必知介而无私解，并力疾斗，所以禽虏也，而以上为暴。此四者，所以治安也，而民不知悦也。

法家认为，开垦农田、修刑重罚、征赋钱粟、披甲上阵都是为更好的治理国家，但因为对民众的个人利益造成影响，所以他们认为君主是严酷、贪婪的。这就要求君主必须要有决断力。

其实，由于所处位置的差异，对同一政策产生不同理解是很正常的现象，这就需要执政者做更多的解释、说明工作。但传统社会中的法家，完全忽视民意，漠视民众权利，只是把民众当做无思想无意识的行尸走肉，可以随意操控的傀儡，这正是其最大的不足。

如果一个社会，道路以目，这个社会必然是不稳定的。所以德治、法治缺一不可：

法治决定了社会治理的硬度，德治体现了社会治理的柔性。

不知对于这个问题各位如何看待呢？欢迎讨论。

参考书：

1.《商君书》

2.《韩非子》

3.《尹文子》